第41节
作者:潘彦明      更新:2022-08-31 18:38      字数:7790
  左右近臣闻言,哂笑不止。
  刘禅乳名叫阿斗,年已五十七岁,可是,就是这个被世人评价为昏庸愚笨的人,却已稳坐了四十余年帝位。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,他早将演技修炼得炉火纯青,这不奇怪,身处权力旋涡的核心,若像曹植和曹髦那样不会控制情绪,注定不会有好结局。甚至,他对自己的演技是那么自信,竟成功地扮演了一个演技拙劣的人,这和当年他爸爸刘备在曹操麾下韬光养晦颇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刘禅正如当初以游戏的心态来驾驭臣子、控制权力一样,现在,他依然以游戏的心态来调侃着司马昭。虽然作为亡国之君这多少显得不合时宜,但从个人角度来讲,他称得上是个成功者。假如他像曹髦那样只为追求嘴上痛快,激起司马昭的警惕和猜忌,或深陷在忧愤中无法自拔直至死去,那么除了给后世提供一个解气的故事外,又能有什么意义呢?
  这件逸事取自《汉晋春秋》,也就是“乐不思蜀”成语的由来。可是,如果仔细分析,就能发现其中破绽和不合逻辑处很多。首先,郤正怎么可能料到司马昭会再次询问刘禅同样的问题?其次,司马昭又怎能看出刘禅是在模仿郤正,这多少令人不解。最后,司马昭和贾充的对话更缺乏逻辑,蜀汉亡国难道是因为刘禅无情吗?贾充若要恭维谄媚,则应盛赞司马昭雄才伟略才平定蜀国,可他把原因归为刘禅无情,不会有贬低司马昭之嫌吗?
  由此可知,这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很可能是为警醒后世皇帝杜撰出来的。不过,刘禅在司马昭面前隐匿锋芒想必也一定存在。
  八年后,也就是公元271年,刘禅在洛阳寿终正寝,享年六十四岁。他大半生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包袱,这是刘备和诸葛亮强加给他的,但他最终接过这个包袱,以自己的方式将之变轻,再变轻,然后以游戏的心态面对他的责任、臣子乃至敌人。更难能可贵的,他不是一个荒淫无度的国君,更不是一个暴君,他没有因自己这种游戏人生的态度给巴蜀百姓带来苦难。相比很多将个人价值观凌驾于他人之上的统治者,刘禅显得尤为可贵。
  很少有人能像刘禅一样,微笑着面对人生的跌宕起伏。
  顺流而上
  刘禅的归降让司马昭的权威攀上又一个顶峰。公元264年5月,也就是司马昭受封晋公仅仅五个月后再度晋爵为晋王,仍兼任魏国丞相。
  司马昭当上晋王后,魏国的三公——太尉王祥、司徒何曾、司空荀相约前往拜谒。
  荀言道:“晋王地位尊贵,今天我们见了晋王,自然应当行跪拜之礼。”
  “说得没错!我正有此意。”何曾也连声附和。其实早在司马昭登晋公时,他就已经向司马昭行过跪拜大礼了。这位何曾,正是早年间帮司马师出谋划策废掉魏帝曹芳之人。
  三公极尊贵,即便皇帝也要礼敬三分。王祥听罢连连摇头:“晋王虽然尊贵,但仍然是魏国的丞相,我等位列三公,和丞相仅差一阶,况且,我从来没听说过朝廷三公要对谁跪拜的。你们这么干,既有损魏朝威望,又有亏晋王美德。君子以礼待人,反正我是不会向晋王下跪的。”
  三人并未在这件事上达成共识,当他们见到司马昭后,何曾和荀扑通一声跪拜在地,而王祥则只是站立着,略施揖手礼而已。
  司马昭感慨道:“我今天总算知道王公受人尊重的原因了。”
  人的尊重,都是自己给自己的。
  王祥此举深藏政治谋略,实在高人一等。其实,后世很多人觉得王祥虚伪,曹髦死时,他痛哭流涕,司马昭登晋王时,他揖礼而拜,但这些难道能掩盖他身为司马氏帮凶的本质吗?有人说,王祥只是在无比投入地演绎着忠臣的角色,这和司马孚颇类似,可退一步讲,难道人生不就是一场戏吗?王祥站在司马氏一边,这就如同昔日魏朝取代汉朝时,士大夫皆站在曹氏一边是同样道理。那么,是否可以这样说,以王祥为代表的士大夫,在他们心中,并非是在挑选曹氏或司马氏,而是在历史长河的顺流和逆流之间做出了选择。
  竹林之梦
  巴蜀平定后,先前派去镇守邺城,监视曹氏藩王的山涛也顺利完成使命,返回京都复命。这天,山涛拉着嵇康的一儿一女来到嵇康坟前祭拜。
  “你的两个孩子一切都安好。只要我在,他们是不会孤苦无依的。”山涛低声念叨着,将一壶酒洒在地上,“叔夜,过来喝酒吧……”
  山涛没有辜负挚友的托付,他对嵇康的遗孤视如己出,悉心养育。二十年后,天下早已被晋室统一,嵇康之子嵇绍年满三十,一心寻求隐居遁世。山涛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:“我为你考虑了很久,天地尚有四季更迭,何况是人呢?”这话的意思是说:时间可以改变一切。
  嵇绍领悟。
  随后,山涛向晋武帝司马炎举荐嵇绍入朝为官,嵇绍出仕。
  顾炎武写的《正始》一文,把山涛和嵇绍批判得体无完肤,顾炎武认为嵇绍不孝,山涛更是鼓动异端邪说。可是,倘使嵇康在天有灵,难道会希望自己的孩子毕生沉浸在仇恨中无法自拔吗?而嵇康将嵇绍托付给“竹林七贤”中仕途最光明,也最富政治智慧的山涛,除了对山涛的信任之外,难道还不能看出他的心思吗?
  当嵇绍来到京都后,公卿大臣无不为他的风度翩翩倾倒。有人对王戎说道:“我刚刚在人群中见到嵇绍,那副器宇轩昂的模样真像仙鹤立在鸡群中一样!”这句话便是成语鹤立鸡群的由来。
  王戎回忆起昔日嵇康的风采,悠然感慨:“你是没见过他父亲啊……”言下之意,嵇康当年的风采可谓举世无双。
  四季更迭,时光荏苒,又过了二十年,西晋“八王之乱”闹得天翻地覆。晋惠帝司马衷(司马炎第二子,著名的智障皇帝,后面会讲到他的故事)在和成都王司马颖(司马炎第十六子)的交战中不幸落败,侍卫近臣作鸟兽散,唯有嵇绍寸步不离守护着司马衷,此战中,嵇绍舍身护君被敌军杀死。
  嵇康的广陵绝响仍依稀回荡在洛阳东市,他的儿子嵇绍却为保护司马昭的孙子牺牲,实在难以言喻。我们不必纠结这个玩笑一样的历史,因为,正像山涛所说的:“天地尚有四季更迭,何况是人呢?”
  时间真的可以改变一切。
  回到巴蜀刚刚被平定的公元264年,山涛当然不会预知未来会发生什么,此刻,他仍坐在嵇康的坟前喃喃低语,仿佛嵇康就在他面前倾听一般。就这样过了许久,他站起身来。“我还要去看望嗣宗(阮籍字嗣宗),咱们来年再见吧!”说罢,他恋恋不舍地向故友拜别。
  就在距离嵇康坟墓不远处,还有一座新坟。山涛缓步走去,在新坟的墓碑上,赫然刻着几个大字——大魏步兵校尉阮公讳籍字嗣宗之墓。
  阮籍是在不久前去世的,他的死同样和司马昭有着莫大关联。
  前文曾经提到过,阮籍自从出仕司马家后陷入沉沦,经常表现出严重的抑郁症症状。
  后来,阮籍听说步兵营的厨师擅长酿酒,便求得步兵校尉一职,终日烂醉如泥。他虽然精神欠佳,但还是尽可能以理智的态度在险象环生的政治环境中求生。在著名的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中,嵇康曾这样写道:“阮嗣宗从不议论别人的过失,他天性淳厚,待人接物也不会伤害到旁人,只因为饮酒过度这个缺点,经常遭受那些维护礼教者的攻击……”
  阮籍确如嵇康所言,口不言他人之过,与世无争,这源于他善良的天性和谨慎的避祸心态。而嵇康提到的缺点——饮酒过度,除了阮籍天生好酒这个原因之外,也是他自我保护的策略。《晋书·阮籍传》这样形容阮籍的状态——酣饮为常。也就是说,喝醉是阮籍的常态,他靠这种状态躲避世事纠纷。一次,司马昭想为儿子迎娶阮籍的女儿。这门亲事无数人挤破头都想攀上,可阮籍却竭力躲避,他连续六十天醉得不省人事,以至于司马昭派来提亲的使者根本无法与阮籍正常交流,最终只得作罢。阮籍不敢公然得罪司马昭,只好以这种消极的方式来回避。
  某日,司马昭谈论为官之道时说:“善于为官者当具备清、勤、慎三点。”接着,他问身旁的公卿,“你们说说,当今朝中谁是最谨慎的人?”
  公卿七嘴八舌地提到很多人,司马昭频频摇头:“你们说得都不对,要我看,最谨慎的人非阮籍莫属。”阮籍何以被司马昭称为“最谨慎”?原来,当他和司马昭谈话时,言辞总是飘忽不定,玄而又玄,似有说,又似没说,更不会触及旁人的利害关系,这样,他也就没有任何把柄被人抓到。
  钟会担任司隶校尉期间曾多次找阮籍谈话,阮籍总是喝得酩酊大醉,一言不发。当时,钟会的主要职责就是揪出那些亲曹氏、反司马氏的同僚,阮籍这种状态最终让钟会一无所获。
  可是,纵然阮籍在官场上如此谨慎,但也免不了遭到维护礼教者的攻击。有这样几桩逸事。
  阮籍的嫂子回家省亲,临走前,阮籍亲自相送。这种行为在当时违背礼法,有人出言讥讽。阮籍听罢不屑一顾地说道:“礼教,岂是给我设立的?”言外之意,他自谓超脱于世俗礼法之外。
  还有一次,一个才色绝佳的美女不幸身故,阮籍和这家人素不相识,却径自跑去吊唁。
  阮籍的真意到底是什么?探究其本心,大概是想以坦荡的胸怀来冲破礼法的束缚吧。他这种行事风格,在他母亲去世的时候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  当时,阮籍正和一个朋友下棋。
  “阮君,令堂过世了……”
  阮籍听到这个噩耗登时呆住了。继而,他低头沉吟:“下完这局!”接着又猛地举起酒樽一饮而尽。苦酒下肚,只听哇的一声,鲜血从口中喷出。
  次日,阮籍斜靠在母亲的灵堂旁,一边吃肉,一边狂饮。前来吊唁的客人见到这情景,纷纷指责他不孝。
  何曾对司马昭说:“您以孝道治理天下,阮籍在服丧期间竟公然饮酒吃肉,如此大逆不道之人,应该流放海外以正风教。”
  在史书中,阮籍有至孝的名声,可他竟被何曾指责不孝,这岂非矛盾?
  讲到这里,就要说说中国人尊奉孝道的历史渊源。
  孔子认为孝是仁德的根本,规定父母死后子女应服丧三年。不过,孔子门下素以能言善辩著称的宰予(“孔门十哲”之一)则公然提出质疑,认为三年丧期过长。到了西汉初年,由儒家学者编撰整理的《礼记》一书中,又对服丧期间的行为做出一系列严格限制,例如禁止婚嫁、娱乐、性生活、饮酒、吃肉等。
  现代人几乎都对儒家思想中的诸多禁锢不屑一顾。不过别忘了,在孔子的年代,战乱已经持续了二百年。孔子认为,战争四起是因为人们欲望膨胀、缺乏束缚,所以他提出用礼教来约束人们的欲望和行为。再说儒家思想中的孝,这也是一个复杂又庞大的概念,其本质是教导人们拥有感恩之心,在这里我们不去过多评判。不过,当孝行和礼法结合在一起后,也就免不了流于形式化,继而引发某些社会问题了。
  有一则以孝行沽名钓誉的典型案例。东汉末年,山东著名孝子赵宣在父母死后住进墓道中服丧二十多年。陈蕃(“党锢之祸”中被宦官谋害的窦武盟友)慕名前来拜访,竟查出他在服丧期间共生了五个子女。赵宣由此成为天下笑柄。
  回到阮籍母亲的葬礼上。前来吊唁的人纷纷指责阮籍违背孝道,而阮籍依然故我。突然,他仰天一声惨叫:“穷矣!”随即口吐鲜血。“穷矣”的意思指走投无路,一切都完了。母亲去世,令他的精神支柱轰然崩塌,之后,阮籍愈发枯瘦憔悴。
  何曾对阮籍的指责并没有得到司马昭的认同,他摇头道:“你难道看不出阮籍因为丧母把身体毁成什么样子了吗?”
  阮籍的行为,被称为“死孝”,意指通过毁形灭性来抒发对亲人离世的哀伤。何曾指责阮籍不孝,准确地说应该是指责阮籍不合礼法。可阮籍对母亲的感情,又岂是礼法所能衡量的呢?
  很多年后,司马昭过世的时候,他的次子司马攸更以绝食的方式致哀。经嵇喜(嵇康的哥哥)苦苦相劝才让司马攸进食。司马攸感激道:“嵇喜成全了我的孝行,又保住了我的性命。”嵇喜精通为官之道,不过也因此受到阮籍这些淡泊名利者的蔑视,甚至嵇喜登门吊唁阮籍亡母时,都遭到了阮籍的白眼。
  另外,“竹林七贤”中的王戎、荀彧之子荀等名臣,在服丧期间也都做出过自毁身体的“死孝”行为。当时,这样的人比比皆是。
  在此引申出另一个问题,他们对亲人离世悲痛欲绝,甚至到了舍生忘死的地步,到底出于什么原因?或许,除了感情因素、礼法约束以及政治利益的驱动之外,还可以从宗教上寻求解释。
  时至今日,佛教已成为中国流传最广的宗教,但事实上,儒家思想,才是真正渗透进中国人骨髓的宗教。
  儒教(我们姑且把儒家思想定义为宗教的一种)和其他宗教有个最显著的区别,即儒教是一套完全基于现世的教法,没有对死后世界的描述。而其他宗教,例如佛教、天主教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、印度教、犹太教等均对死后世界(或称为轮回转世)做出了详细解释。
  假如和大部分有宗教信仰的外国人探讨生死问题,应该可以得到这样的答案:死亡并非生命之旅的终点,仅是告一段落,死后,很快又会迎来新的开始,而今生的旅伴也只是暂时分别,在未来的生命中,昔日的旅伴很可能会以新的形象重新出现在自己身边。这种认识并不能完全消除人们对死亡的恐惧,但或多或少会让人们在面对死亡时表现得更坦然一些。
  可是,深受儒教熏陶的中国人大多相信生命只有一次,这让中国人对死亡怀有更深的恐惧,以至于到达无法接受的程度,这也是古往今来中国人面对亲人离世时情绪极度夸张的缘由。
  这么多年,阮籍就在痛苦和沉醉中度过了。他的心境处于极矛盾的状态。一方面,他在政界谨小慎微;另一方面,他又屡次挑战司马氏政权的礼教权威。他惧怕在政治上遭到迫害,却相当不爱惜身体(这和嵇康热衷于养生形成鲜明的反差),仿佛迫切期待着生命的结束。最后,阮籍走到了人生的终点。
  公元263年12月,也就是邓艾和钟会扫平益州北部的时候,魏帝曹奂第四次下诏请求司马昭担任相国并晋爵晋公。这是最后一次了。尽管所有人都明白,但司马昭还是不能爽快地接受,他得把戏做足。于是,司徒郑冲打算率群臣上《劝进表》恳请司马昭接受册封。不过,郑冲不想亲自写这封表奏,这不是因为他才华不够,早在魏文帝曹丕还是世子时,他就因卓越的文学造诣当选为曹丕幕僚了,正始年间,他还与何晏、荀、曹羲合著过《论语集解》。郑冲想找别人来写《劝进表》,是考虑到奏表意义重大,肩负全天下人的意愿,而像他这样一个司马氏政权的坚定支持者自然很难体现民意。由此,《劝进表》该让什么人来写就显得尤其重要。撰写者必须名重天下,才华卓著,最好还要和司马昭关系不那么亲密。郑冲经过反复思索后,敲定了人选。
  如果世人看到由阮籍亲自撰写的《劝进表》,那无疑会令司马昭的民意支持率大幅提升。
  阮籍接到这一任务后继续靠醉酒躲事,甚至一度藏到朋友袁准家里。但事关重大,郑冲不会善罢甘休,他接连派出公差催促。就在最终期限到来的头天深夜,公差追到袁准家,把醉醺醺的阮籍拽下床,命他当场写完。阮籍自知躲不过去,遂挥毫落纸,片刻后,文章写毕。
  翌日,郑冲和公卿读罢阮籍的文章,大为叹服:“笔锋清壮,真是神来之笔!”随后,司马昭便在《劝进表》的诵读声中,官拜相国,晋爵晋公了。
  阮籍写的这篇《劝进表》,被后世命名为“为郑冲劝晋王笺”。但实际上,这个标题谬误至极,甚至流传两千年之久。因为这篇上表乃是劝司马昭接受晋公的册封,而非晋王(此事五个月后司马昭才被册封为晋王)。所以准确的命名应该是“为郑冲劝晋公笺”才对。
  在《劝进表》的最后,阮籍以这样一句话来结尾:“明公(司马昭)的盛德超越齐桓公和晋文公,日后您临沧州祭拜支伯、登箕山祭拜许由,这将是天下盛况啊!”在上古时代,尧曾先后打算把帝位禅让给支伯、许由这两位圣贤,可是,二人拒不接受,最后,尧才将帝位禅让给了舜。
  后世对这句话很有争论,有人认为阮籍暗藏隐喻,向司马昭提出挑战——看你能不能像支伯和许由一样拒绝帝位。不过也有人不以为然,认为阮籍抬出古代先贤只是此类文体的固定模式,并没什么深意。究竟阮籍在写这句话时的心境如何,永远无从知晓了。
  阮籍上《劝进表》后,名声响彻朝野,登门造访者络绎不绝。“阮君,您写的这篇表文被大家喻为神笔啊!”大家纷纷恭维阮籍,阮籍却依旧宿醉,吐血,流泪。
  一个月后,就在司马昭晋爵晋公的那年冬天,阮籍郁郁而终。
  “嗣宗,你最爱喝酒,可是再也别喝到吐血了……”山涛将满满一壶酒洒在阮籍的坟前。
  “既来之,则安之。”这句出自《论语》中的话深深烙刻在山涛心中,多年来,山涛早已不再纠结徘徊,他坚定地支持司马氏政权,后来成为西晋开国重臣。山涛在政治上颇有建树,他在晋朝担任吏部尚书十余年,所举荐的贤才均名列成册,逐一品评,被当时人称为“山公启事”。
  “山公启事”之所以著名,一方面是因为山涛甄选贤才的眼光;另一方面也凸显出他卓越的政治智慧。每逢官位有空缺,山涛总是拟出一份候选名单,暗中观察晋武帝司马炎中意何人,以此为根据做优先推荐。可是,往往司马炎中意的人不被公卿认可,有人便弹劾山涛胡乱推荐人才。而山涛从不把司马炎搬出来做挡箭牌,总是独自承担,正因为此,他的仕途平步青云。山涛以谙熟官场韬略,同时又保持清廉本色被世人称道。
  山涛晚年屡次请求辞官,但每次都被晋武帝司马炎拒绝。十八年后,公元283年,晋国灭掉吴国统一天下,司马炎拜山涛为司徒。
  “日后我定登三公高位!只是到那个时候,不知道你够不够格做三公夫人哪!”山涛回忆起对夫人的承诺。他终于实现了昔日的诺言。
  可是没过几天,山涛便将他的官印奉还朝廷:“我已是快死的人了,不想再拖累朝廷。”
  然后,他在侍从搀扶下颤颤巍巍登上车驾,吩咐道:“回家。”
  洛阳城的繁华喧嚣从他身边擦肩而过。他只是静静地坐在车里,往昔一幕幕重现在眼前。
  “你就没听到战马的嘶鸣?你就没看到暗藏的刀光剑影?”山涛想起他踢醒石鉴的那一脚。
  “巨源,过来喝酒……”他想起和挚友在竹林中的欢声笑语。
  “有巨源在,你们是不会孤苦无依的。”他想起嵇康临死前对他的信赖。
  “能否让我再弹奏一曲《广陵散》?”他想起在洛阳东市最后一次聆听广陵绝响。
  这一切仿佛就在昨天,似梦似幻。
  公元283年,山涛在他登上三公位的第二个月去世,享年七十九岁。
  嵇康死后,铁砧上积下厚厚的一层灰尘,有时候向秀会独自来到鼓风机前摆弄几下,然而清脆的打铁声再也不会响起。昔日的美好时光,终一去不复返。
  当年,向秀目睹嵇康奚落钟会的情形,此事最终让嵇康丢掉性命,从那时起,向秀也生活在恐惧中。最后,他不得不向现实妥协,主动来到洛阳面见司马昭请求出仕。
  “听说你有隐居的志向,怎么今天到我这儿来啦?”司马昭话里带刺地埋汰他。
  向秀毕恭毕敬地答道:“许由不了解尧帝求贤若渴的心情。这样的人不值得我效仿。”他将许由拒绝尧帝的典故当作反例。这恐怕不是向秀的真心话。后来,向秀官至散骑常侍,却甚少过问政事。
  一天,向秀途经嵇康故居,忽闻邻家传出一阵凄恻的笛曲,他不禁悲从心起,随即写下了一篇情深意切的赋来追忆故友:将命适于远京兮,遂旋反而北徂。
  济黄河以泛舟兮,经山阳之旧居。(向秀和山涛都是山阳县同乡)
  瞻旷野之萧条兮,息余驾乎城隅。
  践二子之遗迹兮,历穷巷之空庐。(二子,指嵇康和吕安)
  叹黍离之愍周兮,悲麦秀于殷墟。
  惟古昔以怀今兮,心徘徊以踌躇。
  栋宇存而弗毁兮,形神逝其焉如。
  昔李斯之受罪兮,叹黄犬而长吟。(秦朝丞相李斯临死前对儿子叹道:“真想和你再次牵着黄狗在蔡东门外狩兔,可惜再无机会了。”)
  悼嵇生之永辞兮,顾日影而弹琴。
  托运遇于领会兮,寄余命于寸阴。(指嵇康将生命寄托在广陵绝响的短暂光阴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