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不爱住酒店，每次住酒店时都得检查很久——你不知道房间里住过什么人，发生过什么事，是否有什么潜在的危险。潜在的危险是指针孔类的偷拍或窃听设备——谁也不希望自己的视频或裸照出现在色情网站。更严重的是会被人用这些东西胁迫，在金钱或肉体上受到损失。每次住酒店，都要先做两件事：一是检查盗摄窃听设备；二是拿纸贴住猫眼——这让我很烦。
  为了一个得性病的男孩，我发着烧在泊州市的酒店住了三天。
  11月16日，我接到一个委托。对方委托我找一个人贩子——他朋友六岁的儿子被拐走过，救回后，发现男孩染上了性病。我和周庸从燕市追到泊州，在泊州找到这个人贩子，我们扒下他的裤子，发现男孩的性病与他无关。
  11月23日凌晨，趁着没人，我和周庸用绳子绑着人贩子，到了一个公用电话亭，打了110。报警中心问我有什么事，我说见义勇为抓住个人贩子，这人还有个乞丐团伙，里面有许多被拐的孩子，让警察来公用电话亭将他带走。我们躲在电话亭对面的小区，十五分钟后，一辆警车开了过来，警察将绑在电线杆上的人贩子带上了车。
  周庸看着人被带走后，问：“徐哥，他们能发现你用左手写的那信吧？”
  我说：“肯定能，警察审他前得搜身。”
  从人贩子嘴里问出的东西，我都写在了信里——他有许多上家，也卖出过许多孩子，这些资料能帮警察省些时间。
  但我们最关心的是人贩子的上家，让男孩染上性病的人——找到这个人，将他绳之以法。
  据人贩子说，这个上家很谨慎，联系方式只有一个手机号，打过去从来都关机——只能发短信到这个手机号，等他用别的电话回话。每次交易，都是用的支付宝转账——每段时间都会换个账号。
  我们打电话靠的就是基站
  回到酒店，已经是凌晨4点，我们只刷了牙就睡着了，醒来已是中午。我把上家的电话发给了熟人私家侦探老孔。一小时后，他回电给我——电话卡是不记名的，但通过基站查到了最近几次开机时的位置，都在燕市太兴区的杜鹃路附近。挂了电话，周庸问我有什么消息，我说：“订机票，回燕市。”
  我和周庸下午就飞回了燕市。因为还在感冒，鼻子很堵，为了防止得中耳炎，上飞机前我在鼻子里滴了几滴麻黄素，但耳朵还是出了问题，听人说话像隔层玻璃。下飞机后，我和周庸说得先回家休息一下，明天再开始调查。第二天中午，我们一起吃饭，我点了芝士榴梿蛋糕，他点了蓝莓乳酪。
  我们端着东西上了二楼，周庸问我从哪儿查起。
  我说从支付宝账号开始。“是查绑定的人吗？”
  我说：“不是，对方很谨慎，每隔一段时间就换个账号，一定是用别人的身份证注册的或是买来的被盗的账号。这种账号如果出售过，很可能在网上留下痕迹，如果我们找到卖账号给他的人，就能通过对方找到上家。”
  周庸点点头：“那咱把人贩子和上家交易的那几个账号，都查一下？”结果没搜到这些账号的出售记录，却发现了一个色情论坛。这个论坛里所有的版块都需要vip才能看，充值vip必须给一个账号转账——这个账号，正是上家交易用过的那个。
  周庸翻了翻：“还不便宜，一年会员要三千五百元，咱需要买会员查看一下吗？”
  我说：“别浪费钱了。一般这种网站都是骗钱的。你买完会员后会发现什么也看不了。等大家都知道他是骗钱的了，他就把这个网站关了，再做个新的，继续骗钱。”
  为了确认，我用域名查询系统查了一下这个论坛，域名注册时间是一个月前，果然是个新网站。上家用这个账号和人贩子交易的时间是半年前——应该是弃用了之后，又被卖给了做这个网站的人。
  周庸：“现在怎么办？咱手里只剩下电话这条线索了，他还不开机，发短信说想买孩子也不回。”
  我点点头：“只能用笨方法了。”
  定位到上家电话的基站，是太兴区杜鹃路的移动基站。按照相关规定，该地区的基站能辐射到的范围是0.2平方公里——有很大可能，上家就住在这个小区里。
  我告诉周庸，从明天开始，就到附近蹲点，看有没有可疑的人：“我让老孔一直盯着这号呢，他一开机，咱就给他打电话，看能不能正好碰见他。”附近的人流量不算大，院里人不多。我和周庸转了整两天，没碰见什么可疑的人，倒是被保安怀疑了，问我们是干吗的。我随口说了一个，他看我答得很快，也不慌张，点点头就走了。
  周庸目视保安离开：“徐哥，这也不是办法啊，没找到目标，咱俩成目标了。”
  这时老孔给我来了个电话：“你让我盯的那个电话，开机了。但已经不在燕市了，在万里县。”
  移动基站在城市的覆盖半径只有二百米，但到了郊区或农村，这个覆盖半径就变成了三千米左右。老孔给我定位的那个基站，覆盖范围内只有一个沃土村——如果上家不是在路上，那他一定是去了这个村子。
  用地图查了一下，这个村子离燕市只有三百多千米，我和周庸商量了一下，开了一辆低调的车。把油箱加满后，我们上了高速，开往沃土村。周庸开车很快，三个半小时后，我们到达了沃土村——除了听到几声狗叫之外，整个村子不见一个人。
  周庸：“徐哥，这是什么情况？集体蒸发了？”我说：“这应该是个空心村。”
  周庸问我什么是空心村。
  我解释了一下，农村的青壮年都去城市打工了，除了过年，其他时间基本不在村子里，整个村子只剩下老人和孩子——这种现象就像大树空了心，所以叫空心村。
  周庸点点头：“那咱怎么找那个上家？”我也不知道，先找个人问问。
  开着车在村子里转了一圈，在村头遇见了一个老头儿。我下车问他有没有陌生人来过。老头指了指身后：“来找黄校长的吧，顺这个方向，开个几百米有个小学。你们是今天的第三波了。”
  我和周庸按照他指的方向，开车去了小学。学校是个三层的楼，门口停了两辆没有牌照的车。这两辆车很可能和上家有关。
  我们把车停在旁边，一个穿着西裤衬衫、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中年男人从学校里走了出来。他看了看周庸的车，过来和我们握手：“燕市来的，怎么没摘牌子？”
  这话说得很奇怪，我顺着说：“路上忘了，您是黄校长？”
  他说：“是，第一次来吧，没有预约？你们的推荐人是谁？”
  我说慕名而来，没有推荐人。他皱皱眉：“你们听谁说的？”
  周庸说不方便透露，他摇摇头：“没推荐人不接待，不好意思。”我说：“哥们儿你看，我们大老远开车过来，不能白来一趟吧？”
  他摆摆手，没说话，转身回去了。
  我和周庸上了车往回开，开到学校对着的小树林，周庸想要停车。我看了眼后视镜，告诉他别停：“接着开，那个黄校长在楼上看着咱呢。”
  我和周庸把车开到村子的东南角，确认从学校肯定看不见后，停下车，借着树荫的遮挡步行走向学校。
  周庸：“徐哥，那黄校长有点奇怪啊！”
  我说：“是，咱在这条路上等放学，拽几个学生问问。”
  5点钟，二三十个年龄不一的孩子冲出学校，看起来都是十岁上下。我们拦住了两个女孩，指指那边的两辆车，问知不知道车是谁的。她们说是老师的。我问她们知道老师是哪儿人吗？她们说不知道，就知道是大城市来的。
  周庸惊讶：“现在乡村教师都这么有钱？”说着一边还摸了摸女孩的头，从口袋里掏出三颗巧克力，说：“还剩三颗，都给你们俩吧。”
  我踹了周庸一脚：“能不能教点好的，女孩子能随便接受陌生人的东西吗？”两个女孩没在意，说了声谢谢，然后为三块巧克力怎么分争执了起来。我正打算找一个年龄大点的孩子再问问老师的事，其中一个女孩生气地说：“你要是不让给我，我就把你跟老师亲嘴，他还扒你裤子的事，告诉你奶奶。”
  周庸也听见了，蹲到女孩身边：“你们老师对你做什么了？”
  两个女孩都不说话了，周庸哄了几句，两个女孩告诉他——老师和她们亲嘴，把她们“放在沙发上，裤子脱掉，趴在我们身上。”
  周庸特别愤怒地站起来往学校方向走：“人渣！”
  我一把拽住他：“清楚什么情况吗？这就往里面走？”
  周庸紧握双拳生气地站住，我问女孩她们有几个老师。她们告诉我有好多个。“都是大城市来的老师，不过每次来的人不一样，只有黄校长经常在这边，每周都来。”
  我和周庸又问了几个学生，得知这所学校是别人捐赠给村子的，老师校长都是“城里人”，经常有不同的老师开着车来给他们上课，并对他们进行猥亵。
  周庸又愤怒地骂了几声，我拍拍他：“现在进去只能坏事，咱晚上再来。”
  回到车里，他仍一肚子的怒气，点着烟一口吸到底，差点烧到手：“这帮人怎么这么没人性呢！留守儿童也好意思下手？”
  我拍拍他的肩膀：“刚才和黄校长握手的时候，你注意到他的虎口了吗？”
  周庸摇摇头：“虎口怎么了？”
  我说：“他虎口上有像是梅花一样的五点刺青，你记不记得，咱抓住的那个人贩子，他虎口上也有差不多的刺青。”
  周庸：“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印象，这代表什么？他们是一伙的？”
  我点点头：“我怀疑是。”
  关于虎口的几点梅花文身有很多传闻，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梅花党——一个神秘组织，每个人的虎口和小臂上都文有几点梅花。中国流传着许多梅花党的传说，并衍生出了许多文学作品，《一双绣花鞋》就是其中之一。
  我问过老金，是否真的存在这个神秘组织。因为有几个做夜行者的前辈告诉我，这个组织是虚构出来的。老金说他原来也这么想，但后来他从不同的地方了解到一些信息，就对此产生了怀疑。在许多地方都有这种虎口印梅花的群体组织，这也太巧了。
  晚上12点，整个村子一片漆黑，离村子一千米的小学也一片漆黑，只有三楼的一间房间亮着灯，我和周庸只能看清轮廓。
  那两辆车还停在学校门口，我和周庸从车旁翻进学校的矮墙，周庸问我：“徐哥，你说一共就二三十个学生，他们盖三层楼干吗？”
  我不知道，可能这边盖房子便宜吧。
  一楼的大门已经锁了，我和周庸挨着窗户推了推，找到一扇没锁的，跳进教室。我让周庸把鞋脱了，走路别出声。“两辆车都没走，三楼还亮着灯，人应该还在学校里，咱俩注意点。”
  我们俩提着鞋轻手轻脚绕一楼看了一圈——都是普通的教室。我们上了二楼。二楼有图书室、医务室和几间空屋，我和周庸进了医务室，桌子上摆着一些药。为了不被发现，我没开手电，借着手机屏幕的亮光看了看——这些并不是药，而是艾滋病、梅毒、淋病等性病的检测试剂盒。难道他们来这儿给孩子们“上课”，都得通过体检，省得互相感染？
  带着疑问，我和周庸上了三楼。因为三楼很可能有人，我们俩的每一个动作都特别轻。走廊尽头亮着灯，我们慢慢地向那个房间挪动。
  正挪动着，走廊尽头的灯忽然灭了。我们吓了一跳，赶紧屏住呼吸站住不动——走廊里一片漆黑，我和周庸只隔了不到一米，却完全看不见对方。
  站了十多秒，没有任何声音，我拽了周庸一把，示意接着往前走——一直走到走廊尽头，我和周庸轻轻趴在门上，能听见里面有人呼吸的声音。三楼有十一个房间，我和周庸挨个扒着门听，根据里面的呼吸声和呼噜声判断，最里面的三间屋子都有人。
  我轻轻拧了走廊另一头一间没有人的房间的门把手——门没锁。我慢慢地打开门，和周庸躲了进去，关上了门。打开手机，借着亮光，我和周庸看了一下房间的样子：卫生间、透明的浴室、电视、大床、素色的漆。
  周庸小声给了个很中肯的评价：“这不就是快捷酒店的大床房吗？”我又检查了一下旁边的几间屋子，都是一样的装修。
  “徐哥，现在怎么办？”
  我说：“有大床房就先住一宿吧，里面这几间屋子看样子也不会有人来——先藏在这儿，明天白天找机会去走廊那边的屋子看看。”
  我们躺在床上眯着。一直到第二天天亮，村里的学生都来上课后，我听见走廊里有几个人说笑着下了楼，然后整个三楼又静了下来。
  我们打开门，走到三楼的另一边。听着昨晚走廊尽头开灯的房间里没有声音，我试着拧了一下门，门是锁的。我拿铁丝打开门——仍然是间大床房，只不过多了些东西——床头摆着一盒避孕套，床上扔着一些东西，角落里有个保险柜。
  我和周庸拍了一下照，继续看其他两间有人的房间——也只是有人住的大床房而已。我和周庸挨个房间又检查了一遍，整个三楼的十一间房，有十间是大床房，只有一间是堆满了旧桌椅的储物间。学校的三层全是大床房，怎么想都很奇怪——难道这是个宾馆，但为什么需要有人介绍才能入住呢？
  我说：“走，咱再去那储物间看看。”
  我和周庸又回到储物间，仔细检查了一遍所有的旧桌椅——上面都落满了灰。储物间墙角的一张桌子上，有四个印记，摆在它旁边的凳子上，有脚印。
  曾经流行的格子天花板
  我把凳子搬到桌子上，果然对上了桌子上的印记，我扶着周庸的肩膀上了桌子，又踩上凳子，摸了摸天花板，天花板是松的，我使劲往上一推，一块方形的天花板被推开了，上面有一个隐藏的阁楼。
  我把上半身探进去，掏出手机，打开手电筒——十多个孩子坐在阁楼里的大通铺上，表情麻木地看着我。我数了下，九个女孩、两个男孩，看起来都不超过十岁。
  周庸也站了上来，爬进阁楼，试图和他们说话，他们却一再地往后缩。周庸还想继续尝试，我拦住了他，指指墙角的一个小女孩：“你看她的脖子。”
  女孩穿着单薄的t恤——能看见她脖子上和锁骨上有新鲜的紫色和暗红色的吻痕。
  我见周庸眼圈都红了，拉了他一把：“关上，走，别打草惊蛇。”
  溜到一楼时，他们正在教室里上课。为了不让他们看见，我和周庸矮下身子，蹲着走到教学楼的侧面，从侧面的矮墙又翻了出去。步行回到村子，周庸问我是否报警。
  我说：“再等等，那两个女孩说这次来了两个新老师。今天周日，他们要是有工作的话，回燕市或周边的什么城市，得趁今晚或明早，这样学校里就剩下黄校长一个人了。”
  周庸点点头：“行。”
  我们蹲在村口的小树林，远远地望着学校。晚上7点多，两个男人和黄校长一起从学校里出来，分别上了车，黄校长对他们挥挥手，两辆车开走了。
  等到9点钟，确信车不会回来了，我和周庸再一次走向了小学。翻进学校后，我们发现一楼的窗户全锁死了——还好我昨天想到了这种可能，把三楼靠近排水管大床房的窗户的锁打开了。我和周庸回车里取了毛巾，用剪刀剪开，把手包上，顺着排水管爬到了三楼，滑开窗户，进了大床房。
  出了大床房，我们直奔走廊尽头亮着灯的房间，一脚踹开了门——黄校长坐在床上，正拿着手机录像，两个衣不蔽体的小女孩站在床前跳着舞。
  周庸冲上前拿被子把两个小女孩裹住，给了黄校长一耳光。
  我上前拦住周庸，让他别动手，先把两个女孩带去旁边的房间。
  黄校长看着我：“你们是警察？”
  这时周庸回来了，死死地盯着黄校长：“徐哥，你就让我动手吧，判我两年我也愿意！”
  我说：“你是不是傻？你进去了，以后谁买单？”
  我让黄校长把衣服穿上，告诉他站在床边别动，用腰带绑住了他的双手，然后让他打开墙角的保险箱——里面有几捆现金，三本封面画着梅花的账本，还有一个手机。我把手机开机，收到了许多条短信——都是要求购买儿童的。
  周庸用网络电话拨打了上家的电话，手机响了，我对着黄校长晃了晃手机：“记得一个月前，你卖了一个感染尖锐湿疣的男孩到泊州吗？”
  黄校长点头：“你们是为他来的？”
  我说：“是，是谁让他感染上性病的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