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余人茫然地摇了摇头。王宵猎的话，初看起来有许多话可以接，但细想起来未必。
  王宵猎道：“人活在世界上，许多时候不是必须如此，而是不得不如此。韩非说，远古之时，人民少而禽兽众。其实何止禽兽众，什么东西都多。如果周围没有猛兽，随便打只鹿，捕条鱼，便就够了一家人口食。到了后来，人越来越多，口食就不那么容易，人又学会了种地。再到后来，不只是种地，还有各种各样的新奇的东西。比如喝的酒，熏的香，睡的床，用的桌，器物越来越精美。再到后来，又有丝竹之声，美人歌舞，许多好看好玩的东西。”
  说到这里，王宵猎举起酒杯，一饮而下。道：“这个世界很繁华，这个世界其实很有意思的。”
  众人一起喝了酒。放下杯，都看着王宵猎。大家都觉得，今天王宵猎说的不一般。
  王宵猎道：“这些好看的，好玩的，你想要有，我也想要有。但又没有那么多？怎么办呢？有人就讲要去除欲望，说人生是苦的，苦的根源就是欲望。也有人说，有能者居之。还有人说，有德者居之。这样说有这样说的道理，那样说有那样的道理。到底有没有道理呢？我说，都有道理！”
  “有道理又如何？就要求我也照着那个样子活？凭什么要别人告诉我怎么活？这样不行的！”
  说到这里，王宵猎把酒杯重重按在桌子上，看着众人道：“诸位大多都是自小读圣贤书，学的是圣贤大道理。书里说我们要做君子，要做好人，要这样，要那样，不能怎么样。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。但有道理又如何呢？就要求我们都那样活？”
  陈与义听得目瞪口呆。过了一会才道：“镇抚，我们读圣贤书，自然应该做君子！”
  “为什么做君子？”王宵猎摇了摇头。“要我说，君子如北辰，高高在天上，指引着一个方向，却不能够摘在手里。那些做君子的道理，可以指引着我们如何在这世上做人，并不能让我们做君子。”
  陈与义和陈求道对视一眼，都觉得震惊无比。
  王宵猎道：“我们汉人，学的儒学之道，所以许多人想着做君子。而那些胡人，不懂儒家道理，又怎么样呢？还有西边的波斯、大食人，他们就不想做君子。还有更西边的人，听说都想做神棍呢。所以说啊，人活在这世界上，有各种各样的活法，不一定都要做君子。”
  说到这里，王宵猎想了想。道：“我说这些的意思，不是否定读圣贤书，更不是否定做君子，而是说还有其他的活法、想法。不能因为他们不跟我们一样，就觉得不对。一个政权的官员，治下的百姓各种各样。有讲究忠孝仁义的，还有拜佛参禅的，还有吃丹修仙的，还有就想舒服过日子的。这些官员，要尽力让所有的人在自己治下活得自在快乐。所以这些官员，有很高的要求。”
  陈与义道：“镇抚说过，要精选官员，就是这个意思了？”
  王宵猎摇了摇头：“不仅仅是这个意思，还有其他的意思。像我前面说的，你有你的道理，我有我的道理，他还有他的道理。这些道理，许多是真地有道理，并不是强辨。比如说儒家贤者，荀子讲人性本恶，孟子又讲人性本善。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？”
  陈求道道：“本朝之前，天下信奉荀子的人多一些，信奉人性本恶的人也就多一些。到了本朝，儒者推崇韩愈，尊奉孟子的又多了一些，变成信人性本善的人多一些。”
  “那到底人性是善，还是恶？”王宵猎笑了笑。“人性若本是恶的，就有一套治理方法。而人性若本是善的，又是另一套治理方法。到底是善是恶？要我说，本来没有什么人性，更没有天生是善是恶。人就是人，就是娘胎生下来，活在这世上。说人性是善还是恶，不过是推销自己的一套治国理论罢了。”
  《三字经》讲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这是儒家的一种看法，还有其他的看法。特别是在宋朝，又有性情理论，最后还有朱熹的存天理，灭人欲，学者进行了许多的讨论。这个问题非常重要，直接关系到学者的治国理论。
  后世的人对中国学者历史上的争论多不了解，对于人性认识的重要性也不关注。换一个领域，大家都知道经济学中有一个理性人假设。认为参与经济活动的都是理性人，理论才有了基础。这个理性人假设，与儒家对人性的认识有其相似之处。从人性是善是恶出发，推导出应该怎么治理国家和百姓。
  见众人疑惑地看着自己，王宵猎摆了摆手：“所以我们这里不必讨论人性是善是恶，也不必由此来推出应该怎么行政。政权的本质，就是这么多人聚到一起，一起生活，一起工作，要管理这么多人。人是不是一定要聚在一起生活，不重要。未来人是不是还是这样生活，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什么样子，想治理成什么样子。是要人人安守本分，吃饱穿暖，无欲无求，还是过得一天比一天好，一代更比一代强。前人走路，现在的人骑马，后代的人坐车，更后代的人要在天上飞——”
  听到这里，一直听得满头雾水的牛皋忍不住，“噗嗤”笑了出来：“观察说的好笑，人如何会在天上飞？若是能在天上飞，不是成了神仙？”
  王宵猎笑着道：“能把风筝放上天，为何人不能在天上飞？”
  牛皋听了不由愣住。过了好一会才道：“风筝放上天是一回事，人飞上天又是另一回事。”
  王宵猎道：“或许有一天，就本来就是一回事呢？我们不能把话说死了，认为就是做不到。我的脑子啊，是个非常神奇的东西，什么都想得出来。初想出来的时候，都觉得是奇思妙想。等到了有一天，不定就变成了稀松平常。”
  牛皋住口不语。看看众人，只好自己在那里迷惑。
  王宵猎道：“我说了这么多，就是一个意思。治理国家，选官员，不能被各种说法限制住。治理百姓其实非常地简单，就是让百姓过得越来越好，不要有什么烦心事。而不是说这个人是大儒，那个人是有道高僧，诸如此类，选进官府里来。而是每个官员，有一个标准。做这个官，要有什么能力，需要做什么事情。做了这个官，什么事情不能够做，什么事情必须做。如果做不到，有什么惩罚。如果做得到，有什么奖励。做了这个官，一个月能赚多少钱，有什么样的福利。”
  陈与义道：“镇抚，选官员无非是选贤与任能。我们读书人读圣贤书，本就是要为君子，入朝则做贤臣。若如你所说，岂不是跟商人请人一般！”
  王宵猎摇了摇头：“许多时候，朝廷里选官员，还不如商人请人呢。当然，我们的官员，不只是这样的要求。这只是最低的要求，官员必须做到。朝廷里的官员，还有庶官和侍从之分呢。更高的要求，对应的是其他等级。”
  说到这里，王宵猎想了想，道：“这以说吧，这些官员，就如同一件一件衣服。做了官，就如穿上了这件衣服，有官的权力，享受官的待遇。脱了衣服，便就是寻常百姓。官员的权力待遇，便就在那件公服上。什么微服私访，体察民情，我是不提倡的。穿着公服，这些内容也要了解。说明白一点，这些官员只是因为穿着公服，所以他们是官员。而不是因为是这个人所以是官员。”
  陈与义听了，不由皱起眉头。
  王宵猎道：“官员是因为做这个职位，穿着官服。除此之外，还有道德高尚之人，清选之士，那就是另一个系统，如朝廷之贴职。这样说，你们应该明白了吧？”
  陈与义看看陈求道，说道：“有些明白，但有些地方又有些不明白。”
  王宵猎道：“我说的简单一点。所谓官员，是官府认为哪些事情需要官管，需要做什么事情，选出合适的人来穿那件官服。官府看的是官员和吏员的能力，官员和吏员事情做好了得到较高的待遇。选贤与任能来说，就是任能。还有道德之士，就是选贤，是另一个体系。”
  第346章 任能与选贤
  传统上中国选择官员，有人主张选贤，有人主张任能。比如汉朝，高祖二年刘邦下求贤令，里面就有“与天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，同安辑之。”求贤令，说的很清楚，就是选贤。发展到后来，成了汉朝的察举制。察举制败坏，成为实际上的世家贵族共治制度。到了隋朝改为了科举制，科举制经过改造之后，到了宋朝基本完善，成了官员的主要选拔方式。
  文彦博曾说，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。这句话不奇怪，实际上从刘邦开始就是这个意思。后世的人拿这句话来讽刺宋朝的官员，实际上是不得要领，有些莫名其妙。
  宋朝之后，蒙古入主中原，带来了大量游牧民族的习惯。在政治上，皇帝与士大夫，或者说帝权与皇权的制衡消失。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，废除了宰相，皇权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加强。到了清朝，皇权再次增强，大臣甚至成了奴才。
  历史上常说，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政权开始，中国就有了皇权与相权的矛盾。总的趋势，是皇权越来越强，相权越来越弱。甚至有人说，宋朝是群相制，就是皇权增强的表现。
  客观地讲，宋朝的相权不弱，只是在北宋单个宰相的权力弱了。但作为总体的政事堂宰执，权力是非常大的，远不是后来的明清可以比的。到了南宋，更加出现了许多权相，有些不正常了。
  后世的人研究中国历史，经常讲大趋势。自汉之后两千余年，经常用一句话，概括历史趋势，而后把各个朝代套进这个趋势里面。如果有套不进去的，就说是历史的特例，甚至是历史的反动。比如随着历史前进，中央集权越来越强，皇权越来越强。比如随着历史发展，民间商业越来越发达，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，在那个时候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。比如随着历史发展，赋税越来越货币化，货币化是历史发展的方向等等。
  为什么这样是趋势呢？大多讲的是不明白的。或者是外国学者的理论，或者是意识形态，又或者只是少数大学者这样认为。到底历史趋势是什么？不能真信。
  王宵猎记得，自己前世曾经有一次学位答辨会。一个学生上去，做的是农机普及的研究。一开始就讲，建国之后多么困难，改革开放之后，有什么飞速发展。下面的教授们听得目瞪口呆。有人实在忍不住，告诉他说，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农机事业实际上有了很大的成绩，改革开放之后的二十年，要么就是原地踏步，要么就是大规模后退。直到两千年后，才又重新发展。这才是事实。
  历史上的研究，很多时候也是这样。比如说赋税货币化是大趋势，代表了社会的先进。实际上大部分时间，农民获得货币是非常难的。不要说在古代，就是在现代，九十年代收业税，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杂税，都给农民造成了极大困难，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。农民很大程度上不参与商业活动，收获的是粮食，是实物，赋税货币化就是加大了剥削。
  很多历史观点都带有这种痕迹。关于宋朝，最著名的观点莫过于重文轻武、以文制武或者是崇文抑武导致军事孱弱了。王宵猎记得自己看过一部英国电影，指挥战争的，是一个工兵营军官。若是按照这些人的说法，也算是以文制武了，应该用个老士官做指挥官才是。这种说法不知道起于何时，在历史学界甚至成为了定论。说起宋朝军事的衰弱，经常有人高高在上的来一句。
  历史真是这样的？就因为武人的地位低，所以他们的积极性不高，所以不努力打仗，所以军事上不行？怎么换到了欧美国家那里，又换成了另一套说法？
  从根本上说，对历史的研究没有坚持实事求是。更深层次地讲，是态度上有问题。
  新中国建立的时候，教员曾说，我们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。只是后来的历史表明，建立一个新世界，实在比打破旧世界更难。
  新中国与旧中国最大的不同，就是确立了人民的地位。政权的合法性，不再是高高在上、虚无缥缈的天命，而是人民的支持。只是从思想上，真正理解这种不同，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，并不是一件容易事。特别是对许多学者和政治家来说，让他们以人民的立场想问题，做学问，实在太难了。
  建立一个新世界，是什么样的新世界？
  这个问题，王宵猎也无法回答。那就先不回答。选择什么样的人当官，让什么人掌权，这个问题先放到一边。所谓的官，一切的权力和荣眷，全部放到官服上，也可以说放到官印上。谁穿上了官服，谁就是官。谁掌了印，谁就是官。不合适，脱了官服，继续做老百姓去。
  对于官员的任命，最重要的是选择。选择能做的人来做，也就是任能。官员的考核，最重要的是监督。要升官，不但是要做得好，还要人民认可。也就是选贤。
  这件官服挂在这里，有能力的人来做。升迁的路线就在那里，贤德的人升官。这是王宵猎选择的办法，不同于前世，也不同于后世。
  听了王宵猎的详细解释，一众官员不由都怔在那里。
  过了许久，陈求道道：“官员任能，如何任能？朝廷是靠科举，我们靠什么？”
  王宵猎道：“我想了很久，还是发现科举是个好办法。问题在于，科举考上来的人，朝廷对他们的培训不够。一过了殿试，就释褐为官。之后培训简陋，几个月后，就出去做实职。死读书的人，怎么就一下子知道怎么做官了？这样显然是不够的。我想，以后要把科举跟培训的学校结合起来，让中举的人不但文词清选，熟知经史歌赋，还要有实际的吏能。按照各自所学成绩，放到合适的岗位上去。”
  陈求道道：“什么样的学校？”
  王宵猎道：“我们的军队是以军校为核心，培养各级军官。官员也是一样，不但是要科举，还要进专门的培训学校去学习。学会了本领，再派到实际岗位。里面教什么，实际不要太担心。我们有实际的官员，也有政事记录，先教着就是。开始教的不好，慢慢改进，总会好起来。总而言之，以后的官员，先要有穿官服的能力，才会真地去做那个官。穿上官服之后，不好好做事，就有奖惩。”
  说到这里，王宵猎对陈与义道：“参议现在应该明白，为什么我会说要为你建个大衙门了？因为以后，最少在我们这里，对官员的监察会非常重要。只要当了官员，就要面对监察。这种监察，不再是以前那样简单，而是方方面面。以会官员的收入应该很高，地位也很高，监察也会更严！”
  官员是精选出来的人员，用后世的话说，是社会的精英。既是精英，自然就该有精英的收入，不能够亏待了他们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有很高的社会地位。要这样的的社会地位，就要面对监察。
  第347章 烦恼
  看了看坐在窗下喝酒的陈与义，妻子周氏道：“你不是个爱酒的人，今天怎么在那里喝个不休？”
  陈与义叹了口气：“今日汪参议回襄阳，观察在那里设酒，讲了许多话。听话里意思，以后襄阳政事跟从前大不同。我想着，如此做，与朝廷之政变化太多，有些烦了。”
  周氏道：“我听人说，今日王观察有言，以后官员的俸禄比以前还要多。现在世道不靖，没有些钱在手里，总让人心里不踏实。为了俸钱计，你也不该说这话。”
  陈与义点头：“不错，观察给大家加了俸钱。从下个月起，我月俸一百二十贯足。襄阳这里一直都是发实钱，没有折支，这个数目不少了。我们只带着子女居住在此，花不完的。”
  周氏道：“你到王观察手下做事有一年多了，都是俸钱发足，事务又不十分繁忙，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忘记前两年我们东奔西走的时候了？”
  陈与义道：“前些日子，季申在越州，迁御史中丞。他与我有旧，有书信寄来，说当今圣上甚是欣赏我的诗。有圣上看重，季申劝我不要在襄阳虚渡时光，应该及早去越州。”
  周氏听了，一时之间不知道说什么。
  富直柔字季申，是富弼的孙子，洛阳人，与陈与义是同乡。陈与义少年成名，被称为洛阳八俊中的“诗俊”，少年时就与富直柔友善。现在富直柔追随赵构身边，很受器重，数年就成了朝中重臣。听说陈与义还在襄阳为王宵猎做事，觉得没有前途，让他尽快到赵构身边。
  陈与义被称“诗俊”，诗名遍天下，是此时的名家。宣和四年，一首墨梅诗得道君皇帝赞赏，由此升迁。只是后来朝中政坛变幻，又被贬到陈留监酒。这个时代，陈与义应该是天下最好的诗人。只是王宵猎对诗词之道不看重，并不因此高看一眼。
  喝了杯酒，陈与义道：“我听观察话里的意思，怜惜百姓，事事要为百姓着想。这是对的。只是一旦过了度，不免苛待士大夫。治理天下，终究还是靠读书人，怎能苛待了？”
  周氏道：“为何这样说？你是读书人，在襄阳找到王观察门上，立即安排做官。俸钱优厚，一直对你礼遇有加。为何说观察苛待读书人？”
  陈与义道：“你妇道人家，懂些什么？观察的意思，是好好做官的，都会重用。选官却不再像以前一样，要么取自科举之道，要么恩荫入仕。而是要广设学校，有学的好的便就录到上一级学校去，最后考过了就做官。除了科举之道外，官吏都从这里取来。如此，读书人不是跟百姓一样了？”
  周氏想了想，道：“你们读书人，以前有跟百姓不一样的地方吗？你是官宦之家，少有文名，二十余岁中进士。中进士之前，就是个懂诗文的官宦子弟罢了。一旦被贬，也没见有什么优待。金人南下，四处流离，又跟百姓有什么区别了？”
  陈与义摇了摇头：“你在襄阳住了一年多，怎么变成这样想事情？”
  说着，又倒了一杯酒。喝下肚，看着窗外的月色。
  这种事情其实说不清楚，只可意会不能言传。今天听王宵猎的话，陈与义感觉得出来，王宵猎对读书人的看法并不好。不是瞧不起读书人，而是不再像从前朝廷一样看重读书人。
  王宵猎的规划里，读书人只是人才中的一种，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种。但其他出身的人，只要真正有本事，地位并不会比读书人低了。进士出身，要做官还要先培训，培训合格才能做官。如果不合格，就只能做其他文字的事，不能有实权了。
  从这些话中，陈与义感觉得出来，王宵猎的心目中，读书人没有以前的独尊地位了。
  见丈夫不说话，坐在那里喝闷酒。周氏道：“今年年初，金军渡江，官家也被追得逃到海里去，臣僚尽皆散去。而自从王观察到襄阳，也经过了几场战事，襄阳没有受到任何影响。官人，你可要想得清楚了，莫要做出傻事！好不容易安稳下来，不要再过那种颠沛流离的日子！”
  “我也不想啊！”陈与义无奈地叹了口气。“几个月前，观察要在军中建司令部，吩咐我去管。奈何军中的事情我着实不清楚，观察并不满意，调了汪参议回襄阳。今日说了，让我去做监察，补上转运使之职的空缺。其他不管，只管监察官员。”
  周氏道：“这不是好事？监察是清贵之官，以前在京城，都是比别人高贵。”
  陈与义道：“这个监察之官，投观察所说的，管的事情太多，可不是从前的监察。”
  说到这里，陈与义转过身来，道：“观察眼中的监察，与我们所认为的监察，相差实在太大。我给你说一说，你就知道了。”
  说完，陈与义掰着指头，一项一项说给妻子听。
  “观察说的官，与以前的官不同。官府治理百姓，以后要明颁法令，依法令治事。有与法令间模糊不清的事情，才由官来断。依观察的说法是，法令颁布得再细，也无法周全地包括世间所有的事。官员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些模糊不清的地方，由自己决断。”
  周氏道：“这不是好事？如此做，官员要做的事情就少了。”
  陈与义苦笑：“以前一官就是一衙之主，只要不违了朝廷法底，尽依己意而为。一般政务，都可以安排手下的官吏去做，不必事事亲为。现在不同了，手下官吏有他们的职责，官员则有官员的职责，彻底分开来。如果官员不亲自做，就算为懒政，要受处分的！”
  王宵猎的意思，是处理政务大多都有条例，条例是经过上面认可的。条例之内的，由各职能衙门处理，不必请示主官的意见。现实与条例有矛盾或者模糊不清的，则由主管判断。主官最重要的，就是这个判断行为。监察要监察官员的所有行为，这种模糊不清，怎么监察？
  王宵猎前世，经常有人争论人治还是法治。绝大多数的人认为法治是先进的，人治是落后的，应该由人治为主，改为法治为主，甚至直就应该是法治。
  这样认为是不对的。人生在世，各种各样的事情数不胜数。人与人形成社会，社会上的事情更加数不清。人和社会，实际不可能完全被法规所规定。理论上的法治社会，实际上不需要官员，只需要一些如机械般的公务员就可以了。
  哪些法治，哪些人治，实际上是由政权依照自己的执政观念所决定。典型如美国，一个人如果没有律师，实际上连法治是什么内容都不知道。而一些小的独裁国家，一切则由执政者来决定。
  一个正常的社会，应该是法治和人治都适度。而且这个适度不是固定的，而是随着社会的变化不断改变的。很多人认为应该法治，一是由于受到了社会舆论影响，再一个对官员的印象不佳。
  官员不合格，应该处理不合格的问题。法治不到位，应该增强法治。这才是正确的态度。
  官员在政权中的作用，最重要的就是在法规条例没有规定的时候，由官员决定。如果官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，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。而不是只要没有条例规定，官员不必承担后果。对官员的监察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内容。陈与义烦恼的，是有了这种权力，对监察官员的要求非常高。
  叹了品气，陈与义道：“按观察所说，真要执行下去的话，接下来的一两年内，会有非常多的官员受到处分。极端一点，大部分的官员都会被撤被贬，这可如何是好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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